百花楼的灯光，在天津的夜里亮得像一团揉碎的胭脂。

沈砚之站在街对面，看着那栋三层小楼。楼是西洋样式，却挂着大红灯笼，灯笼上写着“百花楼”三个金粉大字。楼下停着不少车轿，有西式的马车，也有中式的轿子，穿绸缎的、穿西装的、穿军装的，各色人等进进出出，脂粉香混着酒气，飘过整条街。

“司令，真要进去？”程振邦压低声音。他换了一身黑色绸衫，腰里别着两把盒子炮，脸上那道从山海关带下来的疤，在灯笼光下格外显眼。

“不进去，怎么见王连长？”沈砚之整了整长衫的领子。他现在是“南洋富商沈文轩”，刚从新加坡回来，做茶叶和橡胶生意。陈其美给他的假身份很周全，连新加坡的商会证明都有，经得起查。

林文渊跟在他们身后，捧着个檀木匣子，里面是送给王连长的“见面礼”——一对镶翡翠的金镯子，值五百大洋。这是他们从日本带回来的最后一点家当，原本打算应急用，现在得先拿出来喂狼了。

“记住，”沈砚之最后交代，“进去后，多看少说。程大哥，你守在外面，万一有事，发信号。”

“是。”程振邦点头，手不自觉地摸向腰间。

三人穿过街道，走向百花楼。门口站着两个龟公，穿红戴绿，脸上抹得跟猴屁股似的。看见沈砚之，一个龟公迎上来，皮笑肉不笑：“这位爷，里面请。是听曲儿还是打茶围？”

“找王连长。”沈砚之用南洋口音的官话说，“陈掌柜定的雅间。”

龟公脸色立刻变了，腰弯下去三分：“原来是王连长的贵客，楼上请，楼上请。”

楼里的空气更浑浊。烟味、酒味、脂粉味，还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腻香味，混在一起，熏得人头晕。大厅里摆着几张桌子，几个穿旗袍的姑娘在弹琵琶，咿咿呀呀唱着小调。客人大多搂着姑娘喝酒，猜拳声、调笑声、杯盘碰撞声，吵得人脑仁疼。

楼梯是木头的，踩上去吱呀作响。二楼是包间，门都关着，隐约能听见里面的动静。龟公把他们领到最里面一间，门上挂个牌子，写着“牡丹厅”。

“王连长在里面候着呢。”龟公推开门，弯腰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
沈砚之走进去。屋里比外面安静多了，摆着张红木圆桌，桌上已经上了几个凉菜。靠窗的榻上，半躺着个穿军装的男人，三十来岁，胖，脸圆得像发面馒头，正搂着个姑娘喝酒。姑娘年纪不大，最多十八九，穿一身水红绸衫，头发松松绾着，脸上涂着厚厚的粉，可眼睛里的怯意藏不住。

“王连长，久仰。”沈砚之拱手。

王连长抬起头，眯着眼睛打量他。那双眼睛很小，藏在肉地缝里，可很精，像老鼠，滴溜溜转了一圈，把沈砚之从头到脚扫了一遍。

“你就是陈掌柜说的沈老板？”王连长没起身，只是挥挥手，让姑娘下去。姑娘如蒙大赦，低着头匆匆出去了。

“正是在下。”沈砚之在桌边坐下，林文渊把檀木匣子放在桌上，退到门口站着。

“南洋回来的？”王连长坐直了些，给自己倒了杯酒，“做什么生意？”

“茶叶，橡胶，什么都做点。”沈砚之接过林文渊递上的雪茄，点上，慢慢抽了一口，“这次回天津，想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。听陈掌柜说，王连长路子广，特来拜会。”

“拜会？”王连长笑了，露出一口黄牙，“沈老板客气。不过我这人实在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找我，什么事？”

沈砚之使个眼色，林文渊上前打开檀木匣子。金镯子在灯下闪着诱人的光，翡翠绿得滴水。王连长的眼睛立刻直了，但很快又恢复正常，端起酒杯，抿了一口。

“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”沈砚之说。

王连长放下酒杯，拿起一只镯子，对着灯看了看，又掂了掂分量，这才咧嘴笑了：“沈老板大手笔。说吧，要我办什么事？只要不是杀人放火，都好说。”

“想从西沽仓库提批货。”沈砚之压低声音，“是些机器零件，从上海运来的，压在仓库两个月了，货主急用。”

“机器零件？”王连长的小眼睛转了转，“什么零件，要劳烦沈老板亲自跑一趟？”

“纺织机的零件。”沈砚之早就编好了说辞，“我在济南开了家纱厂，机器是从英国买的，坏了个零件，国内配不到，只好从上海托人买。谁知运到天津，卡在仓库了。王连长也知道，现在时局乱，到处设卡，货出不去，厂子就得停工。一天停工，损失就是上千大洋。”

这番话半真半假。沈砚之确实研究过纺织业，在日本时还去过大阪的纱厂考察。他说得滴水不漏，连机器型号、零件名称都报得上来。

王连长听得很认真，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西沽仓库，现在是军事管制区。里头的东西，别说提货，就是进去看一眼，都得上面批条子。”

“所以才来找王连长。”沈砚之从怀里掏出个信封，推过去，“这是一点辛苦费。货提出来，另有重谢。”

信封很厚。王连长打开看了一眼，里面是崭新的银票，每张一百大洋，整整三十张。三千大洋，够他在这百花楼逍遥半年了。

他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但还在犹豫：“沈老板，不是我不帮忙。仓库里现在是直系第三师的一个连守着，连长姓赵，是冯大帅的外甥，铁面无私，油盐不进。我虽然是仓库的守卫连长，可只管外面，里头的事，我说了不算。”

沈砚之心里一沉。陈其美的情报有误。他原以为王连长能一手遮天，现在看来，仓库里还有另一尊佛。

“那赵连长，有什么喜好？”沈砚之不动声色地问。

“喜好？”王连长笑了，那笑容有点猥琐，“男人嘛，无非是财、色二字。不过赵连长跟我不一样，他不好这个。”他指了指百花楼，“他好赌。每个礼拜六，必去日租界的‘吉田俱乐部’，那是日本人开的赌场，里头有轮盘、牌九、番摊，什么都有。赵连长去了，不输光不走。”

沈砚之记下了。赌徒，好对付，也不好对付。好对付是因为有弱点，不好对付是因为赌徒往往疯狂，不按常理出牌。

“王连长，”沈砚之把雪茄按灭，“如果我能让赵连长‘有事’，你能不能让仓库‘没事’？”

王连长的小眼睛猛地睁大。他盯着沈砚之，看了足足半分钟，忽然大笑起来，笑得浑身肉颤：“沈老板，我明白了。你提的货，不是什么机器零件吧？”

沈砚之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
“你是南边来的？”王连长压低了声音，眼里闪着精光，“革命党？”

空气凝固了。林文渊的手摸向腰后，那里别着手枪。沈砚之却摆摆手，让他别动。

“王连长，”沈砚之慢慢说，“我是生意人，只做生意。货是什么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这笔生意，你做不做？”

王连长不笑了。他盯着桌上的银票和金镯子，又看看沈砚之，脸上阴晴不定。过了很久，他才说：“沈老板，你知道现在是什么世道吗？直系、皖系，马上要开打。南边的革命党，也在蠢蠢欲动。这个时候，跟不明不白的人做生意，是要掉脑袋的。”

“富贵险中求。”沈砚之说，“王连长守着仓库，一个月饷银多少？五十大洋？一百大洋？这笔生意做成了，够你吃一辈子。”

这话戳中了王连长的痛处。他一个月饷银八十大洋，听起来不少，可架不住他挥霍。百花楼的姑娘，日租界的赌场，还有天津卫大大小小的酒楼，哪样不要钱？八十大洋，不够他十天花的。他早就欠了一屁股债，债主天天上门，要不是顶着这身虎皮，早就被人打断腿了。

“你要多少货？”王连长终于松口了。

“不多，三百箱。”沈砚之说，“明晚子时，西沽码头，有船来接。”

“三百箱？”王连长倒吸一口凉气，“沈老板，你要的要是枪，那可是三百条枪！够装备一个营了！”

“所以价钱好商量。”沈砚之又推过去一个信封，比刚才那个还厚，“这是定金。货到手，再付三万。”

王连长的手在发抖。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三万三千大洋，够他在天津买栋小楼，娶几房姨太太，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。还当什么兵？受什么气？天天看人脸色，不如拿着钱远走高飞。

“赵连长那边……”他还在犹豫。

“明晚八点，吉田俱乐部，赵连长会‘有事’。”沈砚之说得很肯定，“到时候，仓库就是你说了算。四个小时，够不够提货？”

王连长咬着牙，脸上的肉一颤一颤。最后，他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干了！不过沈老板，咱们得立个规矩——我只管开门，不管装货。你的人自己搬，搬多少算多少。丑话说在前头，万一出了事，我可不认账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沈砚之端起酒杯。

两只酒杯碰在一起。王连长一饮而尽，脸上泛起红光，不知道是酒劲，还是贪念。沈砚之只抿了一口，酒很辣，烧喉咙，可再辣，也辣不过心里的火。

从百花楼出来，已经快子时了。街上人少了，可灯还亮着。天津的夜，像个涂脂抹粉的半老徐娘，再怎么打扮，也掩不住底下的疲惫和沧桑。

“司令，姓王的靠谱吗？”程振邦从暗处走出来，低声问。

“不靠谱。”沈砚之说，“可我们现在没得选。三百条枪，二十挺机枪，没有这些，咱们就是三百多个赤手空拳的靶子。”

“赵连长那边怎么办？”

“你去准备。”沈砚之对林文渊说，“明天晚上，吉田俱乐部，我要赵连长‘出点事’，但不能要他的命。要让他进医院躺几天，但又查不出是谁干的。能做到吗？”

林文渊想了想：“可以用麻药。我在日本学医的同学给过我一种药，无色无味，掺在酒里，喝下去十分钟就倒，能睡十二个时辰，醒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。”

“就这个。”沈砚之说，“你亲自去办。记住，要做得像意外，像他喝多了，突发急病。”

“是。”

三人回到华茂贸易公司时，已经过了午夜。陈其美还没睡，在院子里等他们。听了沈砚之的汇报，他眉头紧锁。

“王麻子这个人，贪是贪，可胆子小。”陈其美说，“我担心他临阵变卦。三万大洋不是小数目，可跟命比起来，钱算什么？”

“所以得给他加把火。”沈砚之说，“陈先生，你在天津时间长，知不知道王麻子有什么把柄？”

陈其美想了想：“还真有。他去年在日租界赌钱，输急了，偷了同僚的饷银去翻本，被发现后，差点被军法处置。是上面有个长官保了他，条件是让他去守仓库——那是明升暗降，西沽仓库是个清水衙门，油水少，责任大。”

“那个长官是谁？”

“直系第三师的副师长，叫吴佩孚。”陈其美说，“这个人可不简单，是冯国璋的心腹，治军极严，最恨贪污。要是让他知道王麻子又赌钱，还偷饷银，非枪毙不可。”

沈砚之眼睛亮了。这就对了。王麻子不是不怕死，是没被逼到绝路。要是让他知道，不合作就是个死，合作还有条活路，他会知道怎么选的。

“陈先生，麻烦你安排一下，我要见吴佩孚。”

“什么？”陈其美吓了一跳，“沈司令，吴佩孚是直系大将，咱们的革命党身份，见他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“不见他，怎么给王麻子加火？”沈砚之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以革命党的身份见。你就说，我是南洋华侨，想捐笔款子劳军，支持直系‘武力统一’。”

陈其美瞪大了眼睛，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：“沈司令，你这是要……借刀杀人？”

“是借力打力。”沈砚之纠正他，“直系和皖系迟早要打，咱们正好趁乱起事。吴佩孚要是收了捐款，就等于欠咱们个人情。到时候王麻子要是反水，咱们就把偷饷银的事捅给吴佩孚。王麻子不傻，他知道在吴佩孚手下，偷饷银是什么下场。”

这计策太大胆，也太险。可陈其美不得不承认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乱世之中，想在夹缝里求生，就得比谁都敢赌。

“我去安排。”陈其美终于点头，“不过沈司令，吴佩孚这个人精明得很，你见他，可得小心。”

“知道。”

陈其美走了，院子里只剩下沈砚之和程振邦。夜很深，天津城睡了，可他们不能睡。明天晚上，要么一举成功，拿到枪拉起队伍；要么全军覆没，死在北洋军的枪口下。

“司令，”程振邦忽然说，“你还记得山海关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沈砚之望着北方的夜空。那里是山海关的方向，离天津四百里，坐火车要一天一夜。可在他心里，那座关城从来就没远过。

“那天下着雪，你带着我们三千乡勇，从西门杀进去。”程振邦的声音有点飘，像在说梦话，“清军的炮打过来，炸死了老刘，炸断了小柱子的腿。可没人后退，因为你在前面，举着刀喊‘跟我冲’。”

沈砚之记得。他记得雪是红的，被血染红的。记得父亲冲在最前面，中弹倒下时，还喊着“杀敌”。记得他捡起父亲的刀，那一瞬间，他不是十七岁的沈砚之了，他是山海关义军的指挥官，是三千条命的担当。

“后来咱们守住了关，可死了八百多人。”程振邦说，“埋人的时候，你一个一个给他们擦脸，记名字，说等革命成功了，要给他们立碑。可革命成功了，碑呢？”

沈砚之说不出话。是啊，碑呢？那些死在武昌的，死在南京的，死在北京的，死在二次革命战场上的，他们的碑呢？民国成立了，可碑没立起来，因为民国很快就不民国了。袁世凯当了皇帝，段祺瑞当了总理，冯国璋当了总统，换来换去，都是那些面孔。老百姓该穷还是穷，该死还是死。

“老程，”沈砚之低声说，“你后悔吗？”

“后悔？”程振邦笑了，那笑容在夜色里很苍凉，“司令，我程振邦活了三十八年，前二十年给地主扛活，吃不饱穿不暖。后来跟你干革命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可我不后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儿子，我孙子，他们不用再给地主扛活了。我死了，值了。”

沈砚之的眼眶发热。这就是他的兵，他的兄弟。他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，不懂什么共和民主，他们只知道，这个世道不公，得改。怎么改？拼命改。

“司令，”程振邦看着沈砚之，“这次要是成了，咱们真能拉起队伍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沈砚之想了想：“先去直隶乡下，那里北洋军控制弱，老百姓苦，容易招兵。有了兵，就跟皖系打游击，他们打直系，咱们打他们。等队伍大了，再往南走，去跟孙中山先生会合。”

“要是败了呢？”

“败了？”沈砚之抬头看天，天上一颗星很亮，是北极星，“败了就败了。咱们这三百多人，就当是颗火种。火种灭了，还有别的火种。中国四万万人，总有不怕死的。一个沈砚之倒下去，千千万万个沈砚之站起来。革命，总要流血的。流够了，天就亮了。”

程振邦不再说话。两人在院子里站着，站了很久。夜风很凉，吹得人骨头发冷。可沈砚之心里有团火，那火烧了六年，从山海关烧到日本，又从日本烧回天津。现在，这团火要烧得更旺，旺到照亮这片沉沉的黑夜。

鸡叫了。

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。新的一天来了，决定命运的一天。

沈砚之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回屋。他还有很多事要准备——见吴佩孚的说辞，吉田俱乐部的布置，西沽码头的接应，三百兄弟的隐蔽。每一件都不能出错，出错就是死。

可他不怕。

从父亲把刀交给他的那天起，他就知道，这条路，要么走通，要么走死。没有第三条路。

而现在，他离那条路，只差三百条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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