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五下午的复盘会，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无声戏剧。

投影屏幕上，是“星链”项目第二阶段的第一次进度评估报告。在“跨部门协同效率”一栏，标着一个刺眼的红色箭头，指向下方——比预期基准低了23%。

刘经理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，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个人，最后落在何不凡身上。

“不凡，这个协同效率的数据，你作为主要协调人，有什么分析？”

语气平静，但问题本身像一把没有开刃的刀——不会立刻见血，但压下来的重量实实在在。

半年前，甚至三个月前，听到这样的问话，何不凡会感到胃部一阵紧缩，心跳加速，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：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？是不是哪个环节的记录出了纰漏？别人会怎么看我？

但现在，他只是微微抬起眼，看向屏幕上的数据，大脑像一台被输入了指令的机器，开始自动调取相关的信息模块。

“这个数据主要反映了三方面问题，”他的声音平稳，没有起伏，“第一，技术部与产品部在‘智能路由规则’的决策权归属上，仍存在根本分歧，导致相关接口的讨论会议平均耗时比预期长1.8倍。第二，数据部对实时风控数据接入的稳定性提出新的担忧，增加了额外的技术验证环节。第三，市场部希望提前介入部分功能的用户测试，与产品部的迭代节奏产生了冲突。”
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这些都在本周的协调日报和争议点清单中有详细记录。效率降低是这些结构性矛盾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，而非协调流程本身的问题。”

没有辩解，没有委屈，也没有试图把责任推给任何一方。他只是像医生解读化验单一样，冷静地陈述“症状”及其可能的“病理”。

刘经理沉默了几秒，点点头：“分析得很清晰。那你的建议呢？”

“建议下周召开一次专项对齐会，聚焦在这三个矛盾点上。我会提前准备好各方立场、技术约束和业务诉求的对比材料，并设计几个可能的折中方案供讨论。”何不凡回答，语气像是在描述一个即将启动的标准作业程序。

会议在后续的讨论中继续。有人为效率低下找借口，有人试图把问题归咎于其他部门，何不凡只是安静地听着，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下关键点，内心却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观察鱼缸——能看到里面的鱼在游动、碰撞，但听不到水声，也感觉不到水的波动。

散会后，何不凡走回工位。走廊上，产品部的一个同事快步追上他，拍了拍他的肩：“不凡，刚才刘经理那问题，明显是挑刺啊。你那个协调效率的数据，根本是各部门扯皮拖出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要是我，肯定得说道说道。”

何不凡转过头，对同事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数据摆在那里，分析清楚就行。”

他的笑容很标准，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，但眼睛里没有温度。同事愣了一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点点头走了。

回到工位，何不凡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刚才会议中提到的几个矛盾点。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，思绪却飘到了别处。

他想起自己刚接手协调工作时，每次被质疑都会失眠，反复回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甚至会在洗澡时突然停下来，对着空气演练解释的说辞。那时候，情绪像潮水一样裹挟着他，愤怒、委屈、焦虑、自我怀疑，轮番上阵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？

也许是那次“智云合作告吹”后，他发现自己基于“谨慎”写下的风险提示，反而成了“预警不足”的证据。他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，在这个系统里，对错的标准是流动的，取决于结果，而非过程。

也许是目睹阿哲如何将个人责任转化为系统性问题，完成一场漂亮的“甩锅艺术”。他明白了，情绪化的反应毫无意义，真正重要的是掌握重构叙事的能力。

也许是在一次次成为“救火联系人”、被无数琐碎问题淹没的日夜里，他的情感能量被消耗殆尽，就像一块被反复使用的电池，终于失去了蓄电能力。

现在，批评来了，他不再感到刺痛，而是立刻启动分析程序：这个批评的实质是什么？背后是谁的诉求？我需要如何回应才能最符合流程且保护自己？

表扬来了，他也不再感到欣喜，只是冷静地判断：这个表扬是真心还是场面话？它对我后续的工作分配有什么影响？我需要如何表现才能符合“被表扬者”的预期？

甚至面对明显的不公平，比如上次那个本不该由他负责的流程漏洞，最终却让他写复盘报告，他也只是平静地接受了任务，然后在报告中“客观”地呈现了所有相关方的行动时间线，让读者自行判断。

他完成了作为“职业背锅侠”的心理专业化过程。这个过程的核心，就是情感剥离。

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生存策略。就像外科医生为了在手术中保持精准，必须学会与病人的痛苦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。何不凡也必须学会，将“他人的情绪”与“自我的价值”区分开来。

刘经理的质疑，是“他的课题”；同事的抱怨，是“他们的情绪”。何不凡的任务，不是承载这些情绪，而是处理这些情绪背后指向的具体问题。

这种剥离，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“工作效率”。他不再内耗，不再纠结于“为什么是我”、“这不公平”，而是把所有认知资源都投入到“现在是什么情况”、“最优解是什么”、“如何记录与呈现”这些可操作的问题上。

他的内心仿佛筑起了一道透明的光墙，外界的情绪风暴撞击在上面，他能看见，但不再被卷入。他成了一个高效、稳定、可靠的“问题处理终端”。

然而，在这层专业冷静的外壳下，何不凡偶尔会感到一丝寒意。他知道，这种情感剥离，也是异化完成的标志。

他不再是一个完整的、会愤怒会委屈的“人”，而是在系统里扮演“协调缓冲件”角色的“功能单元”。他的情感反应被系统性地抑制和重构，以适应角色需要。就像中提到的，专业主义需要收敛自我，甚至重组某些自我的特质，这个过程并不愉快。

晚上加班时，他收到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邀请。看着群里热闹的聊天，回忆着当年一起吐槽教授、畅想未来的时光，他发现自己竟然很难产生共鸣。那些鲜活的情绪，似乎已经被一层透明的膜隔绝在外。

他关掉聊天窗口，继续修改那份“跨部门协同优化方案”。

在保存文档时，他无意间瞥见加密文件夹的图标。那里锁着他所有的“情绪原始记录”——最初的愤怒录音、委屈的文字、还有那些充满无力感的日记。现在，他几乎不再打开它们了。

那些  raw  的情感，已经成为他“职业化进程”中需要被封装、加密、然后遗忘的“不安全数据”。而对外展示的，永远是经过“情绪防毒面具”过滤后的、稳定、中性、专业的版本。

夜深了，办公室只剩他一人。
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玻璃上模糊地映出他的脸，表情平静，眼神像深潭的水，看不出波澜。

情感隔离，是他最后的自我保护。它让他得以在这个不断产生“锅”的系统中存活下来，不再被轻易灼伤。

但同时，他也知道，当一个人不再为不公而愤怒，不再为委屈而伤心时，某种很重要的东西，也悄然死去了。他成了系统里一个运转良好的零件，代价是，零件没有温度。

窗外，城市灯火阑珊。何不凡拉上窗帘，关掉台灯，走进电梯。

电梯下行时，失重感传来。在那一刻短暂的眩晕中，他仿佛听到内心深处，某个被层层隔离起来的地方，传来一声极轻、极远的叹息。

但那叹息太微弱了，微弱到刚一出现，就被“明天上午九点还有跨部门会议需要准备材料”的念头，彻底覆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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