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末的雨来得突然。上午还晴空万里，午后便乌云压顶，紧接着便是瓢泼大雨。豆大的雨点砸在瓦片上，噼里啪啦响成一片，院子里很快积起了水洼。

老李坐在堂屋门口，看着雨幕发呆。手里的烟燃了一半，烟灰长长一截，他也不弹，就让它那么挂着。阿黄趴在他脚边，耳朵耷拉着——它不喜欢雨天，潮湿的空气让它关节发酸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天气老李总是不太出门，而老李不出门的时候，咳嗽声就会格外频繁。

果然，老李忽然弯下腰，剧烈地咳起来。那咳嗽像是从肺腑深处掏出来似的，一声接一声，撕心裂肺。阿黄立刻站起来，焦急地围着老李转，用湿漉漉的鼻子去蹭他的手。

咳了约莫一分钟，老李才缓过气来。他摊开手掌，掌心有一抹刺眼的红。

阿黄盯着那抹红色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。它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本能地感到恐惧——那是从老李身体里出来的东西，是不好的东西。

“没事。”老李把手掌合拢，用另一只手摸了摸阿黄的脑袋，“老毛病了，咳点血丝而已。”

他说得轻松，但阿黄听得出来，他的声音比平时虚弱。雨声太大，盖过了许多细小的声音，但盖不过老李呼吸时的嘶嘶声，像漏气的风箱。

雨下到傍晚才停。院子里积了半尺深的水，泡桐树的叶子被打落一地，湿漉漉地贴在青砖上。老李起身去厨房做饭，走路的姿势有些蹒跚。

阿黄跟在他身后，寸步不离。

晚饭是简单的稀饭和咸菜。老李盛了两碗，一碗放在自己面前，一碗放在地上给阿黄。但今天，阿黄没有立刻去吃。它看着老李，看着老人用勺子舀起稀饭，手却在发抖，稀饭洒出来一些，落在桌上。

老李愣了一下，苦笑着摇摇头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他放下勺子，重新舀。这次手稳了一些，但动作很慢，像是在做一件很费力的事。阿黄走过去，用头轻轻顶了顶老李的膝盖。

“你先吃。”老李说，“我不饿。”

阿黄不动，固执地看着他。

老李叹了口气，重新拿起勺子，勉强吃了几口。但他吃得很艰难，每一口都要咀嚼很久，吞咽时喉咙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。

阿黄这才低头吃自己的那份。它吃得很慢，吃几口就抬头看看老李，确认老人还在吃，才继续吃。

一顿饭吃了半个时辰。饭后，老李没有像往常那样去院子里抽烟，而是直接回了卧室。阿黄跟进去，看到老李和衣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胸口起伏得很厉害。

“阿黄，”老李闭着眼睛说，“你去睡吧，我歇会儿。”

阿黄没有走。它跳上床尾，蜷成一团，把下巴搁在前爪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老李。

夜色渐深。雨后的月光格外清澈，透过窗户照进来，在老李脸上投下一片银白。阿黄看到，老李的眉头微微皱着，即使在睡梦中，也像是在忍受着什么痛苦。

后半夜，老李醒了。不是自然醒，是被咳醒的。这次咳得更厉害，他不得不坐起来，弓着背，一声接一声地咳，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。

阿黄急得在床边打转，它想帮忙，却不知道怎么帮。最后它跳下床，跑出卧室，跑进厨房，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叫了几声，又跑回卧室——它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只是本能地觉得应该做点什么。

老李咳了很久，才慢慢平息。他靠在床头，喘着粗气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

“水...”他哑着嗓子说。

阿黄立刻跑出去，叼着老李平时用的搪瓷缸子回来。缸子里还有半缸子凉茶，老李接过来，喝了几口，脸色稍微好了一些。

“谢谢啊，阿黄。”他摸了摸狗的头，手指冰凉。

那晚之后，老李的身体明显更差了。他不再早起扫院子，不再去早市买菜，甚至很少出堂屋的门。大部分时间，他都坐在藤椅上，盖一条薄毯，看着院子发呆。

阿黄的生活也变了。它不再追逐飞过的麻雀，不再把老李的拖鞋藏到窝里，不再在阳光好的时候躺在青砖上打滚。它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守着老李——老李坐着，它就趴在椅子边；老李躺着，它就趴在床边；老李咳嗽，它就焦急地转圈；老李睡着，它就不睡，警惕地听着每一个声音。

邻居王婶来看过几次。第一次来，她拎了一篮子鸡蛋：“老李啊，听你咳得厉害，炖点冰糖雪梨吃吃。”

老李勉强笑着道谢。王婶坐了一会儿，看看老李苍白的脸色，又看看旁边寸步不离的阿黄，叹了口气：“你这狗，真懂事。”

第二次来，她带了一包中药：“我娘家侄子是个中医，说了你这个症状，他开了个方子，你试试。”

老李收了药，但没煎。等王婶走了，他把药包放在桌上，对阿黄说：“没用的，我这病，吃药也没用了。”

阿黄不懂“没用”是什么意思，但它能感觉到老李的绝望。那种绝望不是大喊大叫，不是痛哭流涕，而是一种深沉的、静默的放弃，像秋天的落叶，悄无声息地飘落，再也没有飞起来的力气。

九月初，老李的儿子回来了。

阿黄第一次见到这个人。他四十岁上下，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拎着黑色皮包，脸上架着金丝眼镜。他走进院子时，阿黄立刻警觉地站起来，喉咙里发出低吼——陌生人的气味，而且这气味里带着一种它不喜欢的东西：急躁，不耐烦。

“爸！”男人喊了一声，声音很大，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。

老李从堂屋里出来，看到儿子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建军？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“妈给我打电话，说你病得厉害。”李建军皱着眉，上下打量父亲，“怎么瘦成这样了？去医院看了吗？”

“看了，老毛病。”老李轻描淡写地说，转头看向阿黄，“阿黄，别叫，这是建军，我儿子。”

阿黄停止低吼，但依然警惕地盯着李建军。它不喜欢这个人，不喜欢他看老李的眼神——那眼神里有担忧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审视，像是在评估一件物品的价值。

李建军在老家住了三天。这三天，阿黄的生活被打乱了。

李建军坚持要带老李去市里的大医院检查，老李不肯，父子俩吵了几架。李建军说老李固执，老李说儿子瞎操心。吵完架，李建军就出门，说是去镇上找同学，一去就是大半天。

老李一个人在家，坐在藤椅上，看着儿子离去的方向，很久不说话。阿黄趴在他脚边，能感觉到老人的失落——那是一种比病痛更伤人的东西。

第三天晚上，李建军收拾行李准备走。临走前，他把老李叫到堂屋，父子俩关着门说了很久的话。阿黄趴在门外，耳朵贴着门缝，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只听到李建军的声音越来越高，老李的声音一直很低。

最后，门开了。李建军走出来，脸色很难看。他看到阿黄，停了一下，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钞票，放在桌上。

“爸，这钱你留着，想吃啥买啥。”他说，“还有，这狗...你要是养不动了，就送人吧。我打听过了，镇上有个宠物收容站。”

老李的脸一下子白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把狗送人。”李建军提高了声音，“你都这样了，还能照顾它吗？它每天要吃要喝，要遛要洗，你顾得过来吗？”

“阿黄不用我照顾，”老李的声音在发抖，“它照顾我。”

“狗照顾人？笑话！”李建军嗤笑，“爸，你别傻了。它就是条狗，能顶什么用？你要是真病了倒了，它除了叫唤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
阿黄听懂了“狗”这个词，也听懂了语气里的轻蔑。它站起来，喉咙里再次发出低吼。

“你看！”李建军指着阿黄，“它还凶我！这种土狗，养着有什么用？我同事家养的可是纯种金毛，那才叫宠物！”

老李没说话。他走到桌边，拿起那几张钞票，塞回儿子手里。

“钱你拿走。”他说，“阿黄，我不会送人。”

“爸！”

“你走吧。”老李转过身，背对着儿子，“路上小心。”

李建军气得脸都红了，但终究没再说什么。他拎起行李，摔门而去。

院子里恢复了安静。雨后的月光照在青砖上，泛着冷光。老李站在原地，很久没动。

阿黄走过去，用头轻轻蹭他的腿。老李这才回过神来，蹲下身，抱住阿黄。老人的手臂很瘦，抱得却很紧。

“阿黄啊，”他把脸埋在狗毛里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就剩下你了。”

阿黄不懂这句话的全部含义，但它能感觉到老李的颤抖，能感觉到滴在它脖子上的、温热的液体。它伸出舌头，舔了舔老李的脸——咸的，苦的，是眼泪的味道。

那晚，老李没吃晚饭。阿黄也没吃。一人一狗就坐在堂屋里，看着窗外的月亮从东边升到中天，又缓缓西斜。

后半夜，老李忽然说：“阿黄，我饿了。”

阿黄立刻站起来，摇着尾巴。

老李慢慢走进厨房，点火，烧水，熬粥。是最简单的白米粥，但他熬得很认真，用勺子一遍遍搅拌，防止粘锅。粥香渐渐弥漫开来，是那种最朴素的、粮食本身的香气。

粥熬好了，老李盛了两碗。一碗放在桌上，一碗放在地上。但他没有立刻吃，而是从柜子里拿出一罐白糖，舀了一勺，撒在自己碗里。

又舀了一勺，犹豫了一下，撒在阿黄的碗里。

“甜一点，好吃。”他对阿黄说。

阿黄低头吃粥。加了糖的粥确实更甜，但它吃不出滋味——它所有的心思都在老李身上。它一边吃，一边抬头看，确保老李也在吃。

老李吃得很慢，但把一整碗粥都吃完了。吃完后，他长长舒了口气，脸色似乎好了一些。

“阿黄，”他说，“咱们得好好活着。”

阿黄汪了一声，像是在回应。

那之后，老李的身体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，他能扫扫院子，给阿黄做顿饭；坏的时候，他整天躺在床上，连喝水都要阿黄把缸子叼过来。

但无论好坏，阿黄都守着。它学会了更多东西——学会在听到老李咳嗽时去叼药瓶，学会在老李要起床时用头去顶他的后背帮他借力，学会在老李睡不着时趴在床边，用均匀的呼吸声陪他入眠。

秋天来了。院子里的泡桐树开始落叶，金黄的叶子铺了满地。老李不再扫落叶了，他说：“留着吧，好看。”

于是落叶越积越厚，踩上去沙沙响。阿黄喜欢在落叶堆里打滚，滚得一身都是叶子碎屑。老李就坐在藤椅上看着，笑：“傻狗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老李咳血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呼吸声越来越重。但他很少喊疼，也很少抱怨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只是安静地坐着，或者躺着，眼睛望着某个地方，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。

阿黄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但它知道，每当这个时候，老李的手会无意识地抚摸它的头，一遍又一遍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又像是在告别什么。

十月底的一个清晨，老李起得特别早。天还没亮，他就穿好衣服，坐在堂屋里。阿黄被惊醒，跟着他出来。

“阿黄，”老李说，“今天天气好，咱们去护城河走走吧。”

阿黄摇尾巴。它已经很久没和老李一起出门了。

老李慢慢站起身，拄着拐杖——那是李建军上次回来时买的，老李一直不用，今天却拿了出来。一人一狗，慢慢地走出院子，走上街道。

清晨的街道很安静，只有扫街的环卫工人在沙沙地扫地。老李走得很慢，走几步就要歇一歇。阿黄也不急，就陪着他慢慢走。

走到护城河边时，太阳刚刚升起。晨光照在河面上，波光粼粼。柳树已经秃了大半，剩下几片顽强的叶子在风中摇摆。

老李在常坐的长椅上坐下，阿黄趴在他脚边。他们就这样坐着，看着河水，看着对岸早起锻炼的人们，看着太阳一点点升高。

“阿黄啊，”老李忽然开口，“我小时候，这条河可清了。夏天就在这儿游泳，摸鱼。你奶奶也是在这儿认识的——她在河边洗衣服，我把她的棒槌踢河里了，她追着我打。”

他笑了，笑得很温柔：“后来我就天天来这儿，看她洗衣服。看了三个月，才敢跟她说句话。”

阿黄抬起头，看着老李。晨光中，老人的脸被镀上一层金色，那些皱纹像年轮，一圈一圈，记录着漫长的岁月。

“一晃，几十年了。”老李叹口气，“你奶奶走了二十年，我也老了。”

他停顿了很久，久到阿黄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。

“阿黄，”他最终说，“要是我哪天不在了，你怎么办？”

阿黄不懂“不在”是什么意思。它蹭了蹭老李的手，意思是：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

老李似乎明白了。他摸了摸狗的头，眼眶红了：“傻狗，你真是傻狗。”

他们在河边坐了很久，直到太阳完全升起，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。老李说：“回去吧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老李走得更慢了。快到院子时，他忽然停下，从口袋里摸出钥匙，却怎么也插不进锁孔——手抖得太厉害。

阿黄急得团团转，最后用嘴轻轻咬住钥匙，对准锁孔，一顶，开了。

老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啊，真是成精了。”

进了院子，老李没有进屋，而是在藤椅上坐下。他看起来很累，闭着眼睛，呼吸粗重。

阿黄趴在他脚边，心里莫名地慌。它站起来，不安地转圈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

“别慌，”老李闭着眼睛说，“我歇会儿，就歇会儿。”

但他这一歇，就再也没有起来。

阿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它只知道老李睡着了，睡得很沉，怎么叫都不醒。它用鼻子去蹭老李的手，手是凉的；用舌头去舔老李的脸，脸也是凉的。

它开始叫，先是小声地呜咽，然后是大声地吠叫。它跑到院门口，扒着门板叫；又跑回老李身边，对着天空叫。

邻居们被惊动了。王婶第一个跑过来，看到藤椅上的老李，脸色大变，赶紧叫了救护车。

救护车来了，穿着白大褂的人把老李抬上担架。阿黄想跟上去，被拦住了。它急得跳起来，对着那些人大叫，被一个医护人员踢了一脚。

“这野狗，真凶！”那人说。

王婶赶紧把阿黄抱起来：“这不是野狗，是老李的狗。”

救护车开走了，鸣笛声越来越远。阿黄从王婶怀里挣脱，追着车跑，一直跑到街口，看着那辆白色的车消失在拐角。

它站在街口，茫然地站着。来来往往的人，谁也不理它。风刮过来，卷起地上的落叶，打在它身上。

它站了很久，直到天黑了，才慢慢往回走。

院子里空荡荡的。藤椅还在老地方，上面还留着老李坐过的痕迹。药瓶在桌上，搪瓷缸子在窗台，扫帚靠在墙边。

一切都和往常一样。

只是老李不在了。

阿黄走到藤椅边，嗅了嗅。上面还有老李的味道——烟草味，药味，还有老人特有的、那种陈旧而温暖的气息。

它跳上藤椅，蜷缩在老李常坐的位置。椅子很宽，它很小，蜷在那里，像一片枯叶。

夜风吹过，泡桐树的最后几片叶子落下来，飘到藤椅上，盖在阿黄身上。

它没有动。

它就那样蜷着，眼睛望着院门的方向，耳朵竖着，听着每一个脚步声。

也许，下一个脚步声，就是老李的。

也许，老李只是出门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

也许，他回来时，会说：“阿黄，我饿了，熬粥吃吧。”

也许。

阿黄闭上眼睛，把鼻子埋进前爪里。

院门外，路灯亮了。昏黄的光照进来，把藤椅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影子里，阿黄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塑。

它在等。

等一碗热粥。

等一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老人。

等一个，叫做“家”的地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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